那細小的白色空間 帶點壓迫感
那十拍亮 是很溫暖的橙黃色氛圍
那三拍黑 是驚慄的伸手不見五指
跑著 舞著
快樂 瘋狂
滿身沾滿灰塵 很美
上星期一到了Ausländerbehörde(入境處)辦延長簽證的手續。在那兒有著不同國藉的人,墨西哥美女、到處奔跑的韓國小孩等等。談起簽證,很難不憶起Martin三番四次形容香港德國領事館裏的一位中年華人女士為李小龍電影中的「漢奸」。我心想,其實我們不也是「漢奸」嗎?
來到他鄉往往也要自我介紹。不知其他同是交流的同學是說 “Ich komme aus Hongkong [我來自香港].” 或 “Ich komme aus China [我來自中國].” ; “Ich bin Hongkonger [我是香港人].” 或 “Ich bin Chinesisch [我是中國人].” 我 相信不少人也和我一樣,兩個也是選前項。其實在外國人眼中會覺得很奇怪,為何我們的所指是一個城市,而不是一個國家,(外國人多以國家作答)。我們總覺得 「香港人」就是與「中國人」不同。當人家問到「香港人」不也是「中國人」嗎?我們便會努力解釋中港的不同。不過,他們聽後的解釋,有多少人會覺得兩者真的 有不同呢?早前在申請一個台灣論壇時,通常是問 “1+1=?”的驗證問題居然是「中華民國/台灣是一個國家嗎?」,結果「不是」是錯誤答案。看來不止香港,台灣的也不願作「中國人」。不過,撇開政治原因,我們也不見得會認作「中國人」。
與 一眾「佬」對酌閒聊時,大家總會說外國女性的迷人之處:金色頭髮、高挑與豐滿的身材云云。聊著聊著,甚至有「娶個德國女性,入籍德國」的話題。早前看一集 台灣的綜藝節目,邀請了數位洋人留學生,洋人們分明的輪廓、高大的身材、深邃的眼窩……結果節目中的女大生個個叫囂。除了對「中國人」的抗拒,不論男女, 看來我們還有對「外國人」的推崇。難道我們不是「漢奸」嗎?
在柏林市內,不少土耳其人聚居在Kreuzberg和Neukölln, (土耳其人是柏林最大的外來族裔)。人們對這兩區的印象多是髒或其他負面的形容詞,而這印象的因由或多或少來自這兩區的土耳其人。在香港,常常去完彌撒走 經銅鑼灣的窄巷,穿過維多利亞公園也會起雞皮疙瘩,就是因為走進了一大群的菲律賓人之中。其實,我們對一個人的印象,除了眼看之外,我想也很受鼻嗅的影 響。土耳其人、菲律賓人、甚至是中國人,我想不少人也總會覺得他們身上總是一股「獨特」的氣味。
坐在火車內,眼前的是金髮、棕髮、黑髮;藍眼、灰眼、黑眼;白皮膚、黃皮膚、黑皮膚……二次世界大戰,希特拉甚至教別人從人們的身體的比例,判斷純種德國人、德猶混血兒、純種猶太人。量化後的身體,好像這些的身體特徵在文化意義下已是一大堆的象徵符號:此優彼劣。
創世紀第11章1節與6-7節 記載「當時全世界只有一種語言和一樣的話」;「上主說:『看,他們都是一個民族,都說一樣的語言。他們如今就開始做這事;以後他們所想做的,就沒有不成功 的了。來,我們下去,混亂他們的語言,使他們彼此語言不通。』」主啊,何解要有不同的存在?正正就是有了不同,才會有諸如種族、宗教、學歷等等用作區別的 標籤。走進Ausländerbehörde,便是EU這層,Non-EU上一層;學生這層,非學生再上一層的指示。這些區別也成了不少爭執、矛盾的因。當我們常聲稱要共融,要消除歧視,但我們又何曾做到呢?這些區別也成了不少爭執、矛盾的因。當我們常聲稱要共融,要消除歧視,但我們又何曾做到呢?

2011.5.12寫於柏林自由大學圖書館
後記:
謝謝 鹽叔、Jacky Tai兩位的指教及討論。由於寫此文純視隨筆自娛,所以用詞不太準確,也沒想太多。早前匆匆回覆尋得陳隆志[1]〈台灣的國際法地位〉(下簡稱〈台〉) [2]一文。看畢發覺當中有不少資料可參考再續討論。接下來,我嘗試整理我的想法,讓兩位及其他人再多多指教。
在寫 “Chinesisch oder Hongkonger?” 時, 當時我對國家的概念理解,受著領土所屬權影響,(我們以 “Ich komme aus Hongkong” 自我介紹,意自我們從香港這土地來),而認為台灣的主權是模糊的。有關台灣領土所屬權含糊這想法,是從高中中化科劉建睿老師口中所得。劉老師在台灣唸研究 院,亦對台灣有所研究,有次閒聊當中,他向我道出台灣領土的所屬權,在國際法中仍是懸而未決之事,他提出的解釋與證據,在〈台〉一文中亦有提及:
「1895 年 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後,在馬關條約中將台灣(包括澎湖)永久割讓給日本。依當時的國際法是合法有效的割讓,台灣乃成為日本的領土。…1945年蔣介石的國 民黨政權,受到盟軍遠東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的指令來台灣接收,代表盟軍從事軍事佔領。當時的台灣是處於盟軍的「軍事佔領」(Military Occupation) 之下,而不是由中國「取得主權」…《舊金山對日和約》,不但有當時戰勝的同盟國參加,而且戰敗國的日本也參與其中…1951年夏秋召開「舊金山對日和 會」。由於中國代表權的爭執,國共雙方均未被邀請參加和會。而且,當時「舊金山和會」與會的各國為求與日本的戰敵對狀態儘早結束,在9月8日簽訂的和約 (1952年4月28日生效)中規定日本放棄對於台灣、澎湖的一切權利、主權及領土要求,但未規定歸屬哪一個國家。1952年4月28日 「中華民國」與日本所簽訂的「中日和約」…「中日和約」第二條僅重申日本在舊金山和約第二條放棄台灣、澎湖的一切權利、主權及領土的要求,同樣,也沒有規 定歸屬國家——既不是中華民國,也不是其他任何國家。…關於 台灣的地位與其歸屬,參加舊金山和約的代表有相當的討論。他們的共識是台灣的法律地位雖暫時懸而未定,應在適當的時機依據聯合國憲章的宗旨與原來決定,也 就是依據不使用武力的原則及人民自決的原則來決定。」
依 據國際法,國家的構成要素有四:「人 民」、「有效控制的領土」、「政府」、「與外國交往的權能(主權)」。若以這四個要素作判準,Jacky以台灣的獨立行政和司法、軍隊等原因作出台灣乃一 國家的判斷。不過,這主要對應著「人民」、「政府」、「與外國交往的權能(主權)」,而未包括「有效控制的領土」。當然在〈台〉文中,未為「有效控制的領 土」有清晰定義,何為「有效控制」?不過,至少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曾「有效控制」過台灣。當台灣自「中日和約」後,其領土屬權未定,現時最可行的便是以聯合 國憲章及國際人權公約的「人民自決」來決定。最理想的公民投票至今未出現,(法律背景出身的民進黨顯然欲在其執政時舉行投票,可惜未成功)。陳隆志在文章 提到台灣人民過去數十年在台灣各方面的發展已在「有效控制」確立台灣為一個國家的說法;美國方面,經由國會依立法程序表決通過,並經總統簽署公佈實施的 「台灣關係法」,位階等同法律。根據陳所言,「台灣關係法」中可發現美國官方事實上是將台灣當做一個國家來看待;美國聯邦第二上訴法院1992年1月,在 紐約美東影視的訴訟案件[3],宣判台灣是一個國家。不過,我還是傾向於公民投票的方法。亦因此,我認為台灣是否已是一個國家,與其領去屬權一樣──懸而 未定。
[1] 陳隆志主張台灣獨立,現任美國紐約法學院(New York Law School)教授。
[2] http://www.taiwanncf.org.tw/ttarticle/1/1-05.htm
[3] New York Chinese TV Programs v. U. E. Enterprises, 954 F. 2nd 847, 1992
星期五總是千里迢迢從柏林的大西南到東柏林的洪堡大 學旁聽哲學系的Philosophie der Musik(音樂哲學)。這課上課地點是在Naturkundemuseum(自然博物館)旁的一棟教學樓。乘著升降機到二樓,走廊有點陰暗,課室內的桌 子有少許傾斜,窗外的車聲傳到課室內,白色的外牆印證了這房間的歷史。比起自由大學,我更享受這帶著幾分滄桑感覺的環境上課。可能正如諭所言,我骨子裏已 是一位伯伯。
上星期五又回到241號房間,按下把手,卻拉不開橙色的門,走廊上見不到一個人。想問,也問不了。就在此時, 忽然憶起數天前好像收過Herr Brüllmann的電郵。幸好那郵仍在iPod中,(因為它只會存著最近的50封電郵),才發覺那是通知Raumänderung(更改課室),課改了 在Hauptgebäude (Main Building)。縱然我猜這是指Unter den Linen(菩提樹下大街)上的那建築,但還是先撥了通電話給文耀兄。可惜,接不上,(後來知道原來他在自由大學旁聽的課也有更改,改早了)。這時,碰巧 有人經過,他向我指了步行的方向。走了十多分鐘,走到了剛轉車的Friedrichstraße車站,不明何以他不教我先乘鐵路,也許,他慣了善用雙腿, 用走的。
再走十分鐘,終於到了那攝人的Hauptgebäude大門。接下來,便是感受文耀兄經常說的「霸氣」。走過書 攤,步上梯階,推開木門,眼前便是馬克思的金色格言,"Die Philosophen haben die Welt nur verschieden interpretiert; es kommt aber darauf an, sie zu verändern"(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這 些日子的哲學興趣已轉向了美學,想頭不少,但有欠基礎。這門課,讓我知道並想多了藝術哲學的一些基本問題。下課後,與Herr Brüllmann用英語作了少少討論,主要是就「聾人能否賞樂?瞎子能否賞畫?聾人並是瞎子能否賞舞?」。這是來柏林近三個月,第一次再與人討論哲學問 題,感覺真好。

2011.5.8 寫於回Wannsee的S7上
現在手指很輕,無錯,酒精作緒。
今 天星期六,本欲留在家中讀seminar的文,但早幾天從Kerstin的電郵得知今天在Hauptbahnhof會有Tanz- Flashmob[快閃舞]行動,於是便出去市中心一趟。Tanz- Flashmob只是數分鐘(http://youtu.be/ATQaPdkbFiM?hd=1),之後便到Friedrichstraße買了點東西,便如常地打算乘Regional Express回宿舍。今天很奇怪,火車站許多人,亦多了些Polizei,電子版好幾班火車也顯示 “etwa 5 minuten später”[誤點約5分鐘]。
火車進入月台前數分鐘,從香港來了爸的致電,接聽後與爺爺聊上數句,便要擠進火車,通話也無奈要掛線。掛線後,我如常聽著iPod,今天臨出門前加了Laurent Korcia的Cinema,於是便聽著一首一首的經典電影配樂。這時車卡裏的氣氛十分熱鬧,有不少人拿著空杯,亦有不少人手持一瓶瓶的飲料。本來,我沈醉在音樂世界中,由其有一首音樂誘發我的負面情緒,但在這熱鬧的車箱也不好直接顯露於身體。這啞子吃黃蓮的處境實在實得一記。
自 上車後,已不少人在互轉飲料,聊起天來。本來這些對我這德文十分遜的人來說,如同局外人。但忽然我的頭被眼前青年掛在胸前的墨鏡敲了一下,那青年向我道 「不好意思」後便問我聽得懂德語與否。我很自然地說「一點兒」。他問我往那站,又問我是否去Fest [Festival],我才知道原來今天有節目舉行,難怪那麼多人,那麼熱鬧。話畢,他向我遞上一枝綠色的薄荷飲料,讓我嘗一口。之後,不知哪裏來的杯 子,他替我倒上半杯。盛情難過,喝後,他再替我添半杯,旁杯的一個少女和我來個Prost [乾杯]。閒聊的過程中,(當然,我聽不懂的德語,幸得身旁的男士替我作個翻譯),身後的男子開了另一瓶紅色的,身前的青年又替我倒上半杯,這紅色的比綠 色的好喝。不久,身後又傳來一個寫了“Wasser”[水]的瓶子。被問到要否點,我當然連忙示好。始終體內的酒精要稀釋一點。原來,那不是水,而是 Vodka。青年又替我倒上半杯,再加進了半杯橙汁。呷了數口,味道還可,火車亦到了我的目的地Wannsee。把杯子連未喝完的還給他們後,打算下車。 誰也想不到,那門壞了。車下不了,列車又開動,駛往柏林相鄰的城市Potsdam [波茨坦]。我便隨同其他下不了車的乘客,在人海中擠至另一個車門。六分鐘後,終於帶著少許酒意下車,再乘另一班列車回到Wannsee。
柏林的派對已是歐洲聞名。我未到Club見識,想不到今天在火車上感受了這突然的派對。幸好,在上海時與恩賜50度「陳年老窖」的磨煉,否則在言語不太通的地方,應該挺容易被人灌醉。

2011.5.7 寫於Haus3-Zimmer014
三月底Viola來柏林時, 與她, Martin, Gary在AMIGO共膳. 席間出現了一個有趣的念頭, 現在希望藉著各方朋友仗義相助, 使之實現. 這念頭是讓名信片踏上旅途, 背著一個地方的郵票和郵戳, 到另一個地方, 再背一個, 再到另一個地方... 最後, 它會貼滿各地的痕跡, 回到香港.
方法:
名信片由我先寫上我對柏林的感覺(位置有限, 一個詞或一個Pharse便好了), 貼上德國的郵票與空郵貼紙, 用鉛筆寫上下一個目的地的地址, 拍下照片, 之後從柏林寄出. 到下一位收到的時候, 和我聯絡, 我會告知下一個目的地的地址. 同樣, 寫上對該城的所感, 貼上郵票, (未決定是否也再貼空郵貼紙, 視乎參與者多少, 看位置是否足夠), 把之前的地址擦掉, 用鉛筆寫上下一個地址, 拍下照片, 再寄出. 重覆進行. 最後的目的地會是我香港的家.
有興趣, 而又有鉛筆及擦膠, 並能支付郵費的參與者(暫以歐洲與亞洲(8月底)為主), [無Tag的也可] , 請留下所在城市與及最後離開日期.
由於要爭取時間, 我將於5月8日"聯合國紀念與和解日"從柏林寄出, 所以請盡快回覆.

準則: 由於欲讓這名信片到最多的地方, 所以每個城市的參與者只有一位, (所以提出了上述補充的方法). 多於一個城市的, 則會參考最後離開日期決定.
剛從柏林自由大學哲學系的玻璃屋走出來,又走進了那個恍如一個鐵冬瓜的圖書館。打開電腦欲分享柏林大學的下課文化。
在香港的大學中,若非因為趕校巴,又或是有事忙先行離開課室,其他人到老師講課完畢時,大多會做甚麼?收拾桌上所用的走出課室,好學地向老師追問問題,與身邊同窗聊聊待會有啥幹……
香港所見的,在柏林的大學中都會見到。不過,在這些之前,一眾同學也會以拳頭搞響桌子或椅子。好像有些難懂,其實只需想像酒樓有人替你斟茶時,你向那人表達謝意的動作便好了,(我不排除仍有人不懂)。在中國文化中,這動作稱為「叩指禮」。據說乾隆皇帝有一次微服私訪,與官員上茶樓喝茶時,乾隆給官員斟茶。該官為免暴露乾隆皇帝身份,不敢下跪謝龍恩,於是用雙指屈曲,在桌面上叩點三次,以代替下跪叩頭之禮。這裏的學生就是這樣在老師講課後,向老師表達謝意。有些丹麥和挪威同學也對此禮感到奇怪。這並不是他們覺得每次下課均向老師表達謝意這點奇怪,而是他們的方法多為鼓掌而已。始終老師的授課,可不是知識的販賣。下課後,表達謝意也相當合理。
上課模式方面,這兒除了Vorlesung [Lecture],還有Seminar(可比作香港的Tutorial)。Seminar時,當有同學做完Referat [Presentation]會「叩指」;而下課也會「叩指」。不過,「叩指」的不單是學生,老師亦會一同「叩指」。此舉或可表示在德國的教育文化中,老師並非必然的權威。在課室內,老師和學生也有著同樣的地位。
另外,Seminar中每當同學欲發言,他們並不像香港有「搶」的文化:Tutorial或中學公開試中的「搶著」發言,而也是先舉手示意。這個文化使得討論不致被某些主動同學壟斷,那些較為文靜的同學也能參與討論。
回想香港,我們也不是不會「叩指」或拍掌,只是往往是整個學期的課也完了,同學才拍掌。這些掌聲是代表致謝,還是為著能完課而興奮呢?想到這點,我倒是較喜歡「叩指」的單一意思。
2011.5.5寫於柏林自由大學圖書館
紀錄片除了記錄訓 練過程,亦訪問了這些年青人的心聲,當中有些是十分內向的,亦有父親在小時候已經離異的。觀眾在觀看的同時,亦能感受這群年輕人的內心世界及舞作為他們帶 來的改變。本年1 月底,香港藝術節的加料節目又有一系列Pina 的作品放映,包括著名的《穆勒咖啡館》(Café Mü ller)、《春之祭》(Le Sacre duPrintemps)的綵排等。三月初便是香港藝術節中萬眾期待Pina 的八十年代作品《康乃馨》(Nelken)。
藝術節過後,本年香港國際電影節又出現Pina 的名字,那是Wim Wenders(雲.溫德斯)執導的3D 電影《翩娜》(Pina)。這電影既向Pina 致敬,亦讓舞蹈員,讓觀眾對Pina 再作一次回憶。電影在本年2 月初柏林影展首映後,到了3 月尾香港觀眾終於有機會觀看,可惜三場的門票迅速售罄。幸好筆者身在柏林,兩個月來每天也有放映,門票不如香港難求。
儀式般的再現
《翩 娜》起首是舞碼《康乃馨》中的手風琴手做出《交際場》中的動作,繼而由一行舞者重複動作。接着的《春之祭》是為人熟悉的泥土和紅裙,但通過電影鏡頭,筆者 從未如此清晰看到舞者的表情、力量,坐在觀眾席卻恍如台上的舞者,看着Andrey Berezkin(舞碼中的男舞者),終於明白女舞者們由心發出之懼。《穆勒咖啡館》是Pina 最聞名的作品之一。雲.溫德斯在《翩娜》中,以不同於唯一現存黑白影片記錄的角度拍攝,使觀眾對此舞作多了一個新視點。不過,隨着Pina 的離世,舞台上的瘦削身影已由另一位舞者代替。正當筆者慨嘆再無法看到Pina 的親身演出,大銀幕上放映着那黑白錄像,Pina的肢體再現觀眾眼前。新舊交替,既是傳承,亦使觀眾再三回味Pina 的懾人舞姿。
「烏帕 塔舞蹈劇場」的舞者在1978 年首演《交際場》,2000 年推出65 歲以上的老人版本,2008 年則有青春版本。Wim Wenders 以「蒙太奇」的剪接手法,將三個版本交織重現,使Pina 一直處理的兩性議題更見普世性。《月滿》中男女舞者激烈的動作,藉着飛濺的水花使無形的抗爭、力量化為有形;兩性之間的極動與那塊巨石的極靜形成強烈對 比。面對Pina 的作品,筆者觀賞時的心情猶如參與儀式般沉着。在《穆勒咖啡館》和《交際場》男女舞者的重複動作,德國的年輕觀眾卻忍俊不禁。面對他們的笑聲,筆者初是厭 惡不屑,但想深一層面對男女的荒謬,發笑不才是最正常的表現反應嗎?
四段在劇場的重現之間,舞者更從劇場舞到Pina 生活了35 年的烏帕塔(Wupp ertal)各個角落,在城市中的山林、火車、建築物跳出Pina 作品的獨舞和雙人舞。當中獨舞與雙人舞有為人熟悉《康乃馨》中的芭蕾舞舞者、《詠嘆調》(Arien )中的與河馬共舞。不過,這些舞段因應不同環境,呈現出不同感覺:有的將原來的力量情感放大了的,亦有的是截然不同的再現。Pina 的名句: 「我不在乎人如何動,我感興趣的是人為何動。」,道出了其舞蹈最關注是每個獨特的人。此刻「烏帕塔舞蹈劇場」的舞者的身體除了自己的情感,亦承載着 Pina 的精神;看着在烏城舞蹈的他們, 恍如看見Pina 化成蝴蝶在這故土上漫遊。
除了舞蹈,《翩娜》還穿插着舞者們對Pina 回憶的訪問片段,特別之處在他們心聲不是直接在片中張口告訴我們,而是以畫外音形式與觀眾分享。筆者在德國觀看此片,並沒有加入字幕。由於德語未到家,筆 者反而更注意舞者臉上的表情:放空的目光、眉頭的一皺、嘴角的微翹,也印證了舞者們對Pina 的追憶、感覺和謝意。
舞蹈與電影的突破
Wim Wenders 在《翩娜》一片中3D 技術的運用,不再是物件往觀眾飛出,而是焦點、前景與背景的層次分明;從官能刺激,提昇到藝術層次,使「虛中見虛實」。一直以來, 「劇場的第一身感受勝於影片重現」幾乎是肯定的。不過,這可能因《翩娜》需要改寫。在影片中,觀眾的目光和視點無疑受到鏡頭限制,但3D 技術下的特寫鏡頭,使觀眾恍如置身台上。以舞者的角度感受和經驗着肢體的情感力量,可能比坐在觀眾席來得更震撼。
除了讓觀眾的美感經驗有所 提升,3D 技術亦對舞蹈記錄有莫大裨益。現時,不少舞作也靠影片記錄,使編舞者即使不在,舞團仍能參考影片繼續綵排。3D 技術攝錄假如普及,影片記錄便能更接近真實地反映舞作的舞步、情感及空間運用等。不過,筆者更憧憬有一天,能在劇場中看到舞者的肢體與3D 錄像互動的嘗試,使舞者能在那虛實之間的空間舞動。
《翩娜》片末,烏帕塔舞蹈劇場的舞者繼續重複起首時《交際場》的動作,一直走着走着。插 入Pina 的錄像,說出「Tanzt, tanzt, sonst sind wir verloren 」(舞吧,舞吧,不然我們則會迷失)。劇場空了,她向我們道別了;電影終了,一眾舞者以自己的身體,將Pina 的精神延續了。
馮顯峰
原刊香港:《信報》(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2011年5月2日 p.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