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期一會

2011年7月17日，與Martin到Anabelle家中相聚，這次應是我們最後一次在柏林的三人聚。吃了Bruch，聊聊近況、計劃，分享音樂，做課業。傍晚忽然聊到這趟赴歐交流的衝擊，可惜未聊完便要離開看舞。

由於門票上印了Staatoper的標誌，沒想太多便回到市中心，那時6時36分。問一問職員，他促我快乘計程車到西柏林的Schiller Theater，遲到可無法進場。原來門票上的標誌下方是寫了 “Staatoper im Schiller Theater”。在椴樹下大道，四處張望也不見計程車，唯有乘公車到Friedrichstraße找計程車。幸好，十字路口的交通燈有一空的計程車等候轉燈。衝了上車，告訴司機目的地後，再問他大約要多久。這時是6時41分。他回答：「大約二十分鐘。演出幾點開始？」我答：「19時。」經過Branderburger Tor的燈位，的士司機竟然沒理剛轉了數秒的紅燈，就這樣轉了彎。

之後司機問我從何來，得知我是從香港來後，竟然說我的德語還不賴。我向他道出我是到此作半年的交換生。以此標準，我的德語實在是差勁。後來他問道我是念甚麼的。

「哲學。」

“Wunderbar” [Wonderful]，這是他立時說的一句話。印象中，好像未有一人是如他那麼興奮地回答。他續問我的興趣。

「德國哲學……」話未說完，他已說，“Deutsche Philosophie ist gut. Studierst du Hegel?” [德國哲學不錯呀。你有念黑格爾嗎？]

“Nicht viele in Hegel, aber Kant und einige Ästhetik.” [沒太多黑格爾，但康德與一些美學。]

我再道出香港的情況，當人知我念哲學時，多問我將來可以幹甚麼。

他答：「所有。念了哲學便有方法處理不同的情況。」想不到在柏林市內的一位的士司機，已懂哲學對處境作斷疑的無用之大用。

記得去年也是6、7月的時候，為了趕上舞蹈課，也乘了程的士。車程中，司機也問到我的學科。當我回答後，他也很「正常」地問我將來的出路。不過，這司機也算好學了，問了我很難的問題：「哲學是甚麼？」我道出我的觀點後，也抵達了上環文娛中心了。

德國司機指了指左邊窗外的建築物，笑著說：「那便是Schiller Theater。只用了十分鐘。」付車費時，我額外付了點小費。

他祝福了我過後，我倆便分別了。我也走進Schiller Theater，準備看Sasha Waltz的作品。後來有點後沒問他取電話，就連名字也不知道。

2011年7月22日

Roma往Bari的Eurostar上

熬人的電腦

電腦為人帶來便利，已算是老生常談。不過，只限於它沒有問題的時候。否則，真的想宰了它！

我家擁有第一台電腦，該是小五或小六時。記得那時是在東港城的吉之島買了那特價中的Acer。過了四五年，它壞了，便換了台新的，那時我是中三。記得與譚仔到深水埗的高登電腦商場買了零件，便回家像砌模型般把它組裝，但並不如想像中順利。依著說明書，理應沒問題，但就偏偏開不了機。弄了一輪，原來是底版用螺絲上得太死，通不了電。當機開了，便意味了以後家中的電腦出現甚麼問題，也要我修理好它。每次有些微問題，動輒也要弄個半天。每次也心想，早知中三時買一台現成的便好了。用了五六年，去年算是大執了，把一些老化了的部件換了，但鍵盤還是當年Acer那個。

可是自從進大學時家母買了台手提電腦給我後，我也很少用家中那台了。當時買手提電腦，選了聲譽良好的Fujitsu，也貪其三年保養。不過，用了一個多學期，竟然頻頻出現藍畫面，最後甚至要入廠。原來是硬碟壞了，相信是某次不小心「腦震盪」的果報。出院後，這兩年多它也沒大問題，只是速度慢了而已。當然這些日子也恨過它是Fujitsu，使我面對資本主義的引誘，只能蜑家雞見水。兩年多來，用它寫了不少文章，又在兩次戲劇中扛起播歌的使命，算是戰績彪炳了。

半年的交流，當然與它一起來到柏林。整理思緒、與親友聯繫也全靠它。不少朋友到我舍下過夜，也說它的風扇很吵耳。也許是我與它日對夜對，我倒不太覺它很嘈。在7月11日，忽然覺得房間靜了，原來它的風扇不再動了。用不到一小時，便會因為太熱而自動關機。唯有用密實袋盛水，助其降溫。雖然它確是沒自動關機，可是打字時已感到它的高溫。上網下載了「溫度計」為它探熱，溫度竟徘徊80至90度，不是華氏，是攝氏。那刻嚇得我立刻把電腦關了，出去為其買了個23cm大風扇，但溫度只降了10度。上網查找解決方法時，才知不少Fujitsu用家也有風扇不動的問題。另一天，從文耀兄借了螺絲批，第一次拆開它，（我一直也有手提電腦拆不得的想法），眼見的是大量的灰塵，清理了大半小時；拿起Heat sink，發覺如網上所言乾了的白色散熱膏，（一般散熱膏應可用兩年）。重新開機時那風扇竟然重新動起來，還要比以前更靜。只是開機如開老爺車，要撻數次才能令風扇順暢地轉動。

今天為其探熱，發覺又重上90度。再拆開它，那些乾了的散熱塊龜裂了，想必是上次重裝Heat sink時把它壓成這樣子。這樣一拆一裝，那些白色粉散去了不少，再探熱更上到107度。上網一查，終於知道了散熱膏的重要性。立刻衝了出去Saturn，買支散熱膏，重新塗上一層。重新開機探熱，溫度終於在40多度穩定下來了。

三年來第一次拆開手提電腦，風扇、Heat sink、CPU，環環相扣，真的為其散熱裝置設計而驚嘆。

2011.7.14 寫於Haus3-Zimmer 014

與兩岸舞者對談

康文署及城市當代舞蹈團在2011年1月28至30日在牛池灣文娛中心合辦了《中國舞蹈向前看》，是策劃人曹誠淵從他近年遊走兩岸三地觀過的作品挑選的。十三個作品的編舞和舞者來自香港、臺北、廣州、北京、濟南、銀川、南昌、南寧和深圳。筆者有幸在演後派對中與江西NEXT的徐永亮、廣西谷舞社的謝藝海、銀川的趙建瑞、台灣的吳承恩及林素蓮五位編舞及舞者對談。希望能藉此了解兩地的這些現代舞者及他們身處的環境生態。當然，下文所寫的未能是兩岸舞壇的全貌，但或能做到「略知一二」的果效。

江西與廣西的民間舞團

在發表作品方面，他們在曹誠淵先生舉辦的廣洲及北京現代舞週這些平台中獲得了機會。他們表示，這平台孕育了不少獨立舞者及舞團，亦從當中見到中國大陸不同地方省份有著各自特色，謝稱這便是中國環境的趣味與魅力所在。在取不到資源的情況下，他們更希望藉著民間的合作──「再創造資源」。

在內地，文化由官方來做，所以官方有自己的舞蹈團體。因此，官方不會考慮民間團體，亦不會考慮他們如何發展。由其現時官方舞團亦因為體制問題，已經處於掙扎邊緣。因此，即使有資助可供申請，也輪不到民間舞團。若不想因成立公司而變成商業式製作，在沒有官方資助，民間的舞團以此為職業舞團幾乎不可能，所以他們只能做業餘的。意即舞者們本身有自己的職業，之後再堅持對舞的情懷，以肢體來說他們話的機會。也許，業餘便變得沒那麼純粹，但卻因此與職業舞團不同，有另一種特殊性。徐指出這特殊性源於活在生活中，可能更有靈感，激發製作。徐更指出要區分專業、職業與業餘之間的關係。專業是身體上、思想上，即使業餘舞團或舞者，他們也有著專業的身體。因為身體與思想並沒有職業與否。這點於他而言，在無疆域的現代舞中尤其彰顥。江西的徐永亮初二時接觸舞蹈，到高二正式學習舞蹈。本來他可選擇入讀藝中，但當時考慮到前途問題，還是先讀高中，待大學才選藝術大學。當進大學後，舞蹈開始影響其性格及價值取向，他覺得舞蹈已經離不開他了。問及選擇當舞者的原因，他說：「因為喜歡呀。」。至於廣西的謝藝海的谷舞社在2000年成立，他稱這應該是成立最長時間的民間舞團，並於03及08年曾參加北京現代舞週。

謝亦向筆者分享內地觀眾的情況。他提到演出後留下來的觀眾很多。因為觀眾也十分渴望了解現代舞。謝形容觀眾並非抱著娛樂的心態看，而是希望得到思考的養份。徐補充這些藝術反思正正衝擊觀眾平淡的生活。謝認為現代舞本身很難要求如演唱會般普羅大眾，但就如水中的礦物質：縱然是微量，但也對人的健康有著很大的影響。除了看舞的觀眾，徐指出有好些同胞仍然認為「現代舞」是西方進來的東西。他們會以「保護傳統」為理由，麻痺自己與他人。徐認為舞蹈本身就是肢體的語言，不需分你我他，現代舞才可繼續成長。

最後，徐認為《中國舞蹈向前看》這般的平台有助觀眾成長，亦對獨立舞者與舞團是一種鼓舞。他坦言，現時只有廣洲及北京現代舞週，一年一次供他們發佈自己的作品。他希望中港台舞者能建立一個連繫網絡，促進彼此的合作。以香港為例，除了現時常邀國際舞團，其實也不妨考慮邀請中台的獨立舞者或舞團。因為這樣便能展現三地在同一文化基礎上，舞出三地獨特生活涳間所孕育出來的作品。

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系的獨立舞者

這次《中國舞蹈向前看》有兩個來自台灣的獨舞作品，兩個舞作皆為自編自跳。〈出走〉的編舞兼舞者為吳承恩（承恩），而〈喃喃〉則為林素蓮（素素）。現在二人皆為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系的研究生。問及二人當初接觸舞蹈的歷程，二人皆是12-13歲接觸舞蹈，到了高中16歲進入「蹈科班」（即舞蹈專科）。素素稱從小便想當舞者了，而承恩亦自接觸舞蹈開始，便有了當舞者的念頭。回想當年跟舞蹈老師學舞，過去的訓練與他們現時的做法已有了不同，但同時影響猶在。承恩稱以往高中主要是身體的訓練，但現時會想「腳不一定高才美，反而可能自然就好看」。素素補充以前令她身體痛的老師會影響她很深。她在大學遇上一個影響她身體很深的老師，結果在研究所的創作，發展動作也會有那老師的影子。不過，那只是起步，日子久了，自己的風格便會借由這些發展出來。在演後藝人談中，楊春江認為《中國舞蹈向前看》的作品多少個人經驗的分享，對於這點素素和承恩不約而同認為，現時他們不敢編些大課題的舞作，因為這些課題都需要有充足的背景知識基礎，若沒有那準備功夫，只會編出不成熟的作品。二人亦分享了如何解決編不出舞的難關。素素在編舞過程中或會質疑自己及「撞牆」（意指走入死胡同），但只要咬著牙根，就過去了。因此，她認為編不出舞時便一直面對，不作逃避；承恩的做法和素素恰恰相反，他通常會先擺著，看其他的東西，回過頭來接連起來，便通了。

話題一轉，與二人談談台灣現時的生態。現時在台灣，已經開放多了，分給現代舞的資源亦多了。承恩形容「資訊、資源、資助都在，只視乎有無去找。」不過，這些大多都要求大學畢業，並且不是在校生才能申請，使得學生能發佈自己作品的平台較少，例如兩廳院（國家戲劇院、國家音樂廳）的《新人新視野》，亦要求申請者為畢業五年內的非在校生。加上台灣獨立舞團的編舞多是自己喜歡編舞才創團，所以很少邀請外面的編舞者。因此，學生只有藉由課程（如舞創課）的期末呈現，把想法表達出來，不然學生只是跳好本分，當個好舞者。

素素指台灣城鄉的觀眾有一定差距。她形容，城市的人挺會看舞的，平常亦會累積看舞，他們甚至比跳的看得更多。除了看舞，他們亦會了解一些舞蹈圈的事情。另一方面，素素談到在鄉下的家人，他們曾叫素素教他們街舞地板動作，素素說她不是學那些，他們再追問「是國標（舞）嗎？」，再舉了數個例子後，不禁問到：「那你到底學甚麼？」素素形容他們其實有「現代舞」的概念，但只停在「雲門舞集」，認為這些是很遠的藝術。不過，現代舞本身非但不遠，更正正與生活緊緊連在一起。

問及台灣的實驗性作品，承恩向筆者介紹雲門舞集2黃翊的《機械提琴》。那是利用感應裝置感應肢體的活動，繼而使提琴自己拉奏。這個舞作是黃交響樂計劃的第一步，最後他希望能做到以舞者的「舞蹈」指揮整個機械交響樂團。這個念頭，令筆者想到澳洲Chunky Move舞者與激光的互動，而法蘭克福Kidd Pivot亦嘗試舞者與木偶的互動，可見世界各地也嘗試將一些新元素加進劇場中，與舞者互動。

最後，二人無法想像自己不再舞蹈。承恩認為現時自己即便有想法，也可能太淺及沒想到背後的故事。因此，他希望自己看多些書，多些資料豐富自己，好讓腦中的一些想法得以實踐。素素因為自己本身的訓練，音樂與服裝設計都是偏向東方，所以希望在畢業製作處理「東方」及「現代」這對元素。另外，素素亦打算到一個年紀把現代舞整個帶回鄉下做推廣，回饋家鄉。

異域銀川的獨立舞者

銀川趙建瑞的〈愛疾〉是筆者十三個舞作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個。也許有些讀者也如筆者一樣問「銀川是在哪裏的？」銀川是寧夏回族自治區的首府，即甘肅省與陝西省中間，自然帶點異域色彩。對談之先，趙認為自己的分享，或許能透露中國偏遠地方（如西北）的中等或小型城市的狀況。趙14歲初中接觸舞蹈，只是上普通的學校，自己再出去跟老師學習、練習。隨著慢慢接觸便喜歡了舞蹈，接著大學便選了舞蹈專業。趙指這經歷和當地不少青年一樣，都是先上一些私人培訓班，再到大學將舞蹈選為自己的專業，而幾乎全中國的大學也是用北京舞蹈學院或中央民族大學這些權威院校的教材，又或是很多老師也是這些學府出來的，客觀標準常反映於國內不同的比賽，例如：桃李盃。趙提到銀川或一些更偏遠的地方，舞者或許沒有概念他在跳甚麼，他不會再想，只知「我要跳舞」。舞蹈的特色也多是民族舞再把現舞的一些觀念融進去。不過，因著推行教育的方式漸漸不同，他形容想找自己東西的80後年輕人很多。他們都想通過舞蹈表達自己的想法，與世界溝通，甚至可說是用舞蹈了解世界。

趙認為在舞蹈中，生命力量得以展現，所以舞蹈是一種生存的方式；作為佛教徒的他引述佛祖提到悟道有很多方法，於趙而言，舞也是一種修煉、悟道的方法。在重新檢視自己的風格時表示，他的舞蹈全是自己的東西。就以他的〈愛疾〉為例，當中除了有現代舞和民族舞外，他還將敦煌壁畫上人物體態融在自己身上，再將之打破。所謂打破，是趙與他的編舞之間的一個特別關係。當他的作品發佈之後，便會將這之前的「扔掉」，重新出發找尋新的可能，永遠從零開始。如果有緣，便拿出來跳一跳；如果無緣，便由舞作隨著觀眾的記憶存留。而這次的「重演」，趙指已和上次的有很大不同，當中有被半年的新生命重新填充，同時亦有一些複雜的被化去。被填上的可能是受生活的經歷，或看完一幅畫，聽到一句話後，嘗試在身體找那狀態、感受，把那經驗做出來的成果。

談到體制的問題，趙認為政府扶持一些大的舞團，舞台資源有限，以致獨立舞者及小團面對生存空間很小，生活亦很有壓力。舞者們除了排練，其他時間也要教課等等來養活自己。他提到現時地區的歌舞晚會及官方慶典較多，國外舞團演出較少，使文化交流還是有局限性。加上觀眾的審美也有受習俗影響，生活環境所局限。不過，趙指年青一代好很多了，隨著互聯網、全球化，他們便接收更多新的東西，亦使他們的目光打開了不少。他認為劇場裏的舞蹈，要讓觀眾明白與感受，可說是一種溝通、一種連繫，所以觀眾很重要，因為他們各自的腦袋會為舞蹈賦予第二次的生命，而且觀眾之間生活都不一樣，他們所感受到的亦會不太一樣。在與觀眾溝通、了解時，不少觀眾也只能說「好」或「不好」。不過，好和不好也有很多意思，所以他所希望的是一次比較仔細點的評語。例如：「那部分的細節若可以再改善，舞蹈便會更加流暢」趙認為硺磨人家的意見，是一個與自己想法的溝通。

在這次《中國舞蹈向前看》的平台中，他覺得這邊的舞者好像有點不同。可能受到佛學的影響，他比較渴望尋找一些共性的東西，即不是某一城市的問題，而是將能見的物相世界拋開，找一些有關人的共性的問題。這樣能更集中、更靜下來的尋找自我，認識「自己為人」的方式。當找到共相後，再想如何用物相表現出來。趙更認為這邊的舞者比自己更勇敢，能將一些個人的東西呈現在舞台上，而他相信這些個人的東西，絕不只有編舞一個人所經驗，可說是另一意義下的共相。因此，趙認為縱然大家出發點不同，但大家在舞台上呈現出來的感覺，可能又會相同。重要的是大家不用太急於求成，應該靜下來，好好揣摩自己要搬上舞台的東西。

最後，筆者問趙可否想像自己不再跳舞。他從容地答：「可以想像呀！」因為他認為舞蹈非他的全部，還有很多新的東西在等著。他提到與舞蹈，就像愛一個人不是為它迷失自己，而是更堅定做你自己，才能更好的愛她。當他跳不了舞時，他認為端一杯茶，聽聽音樂，回想以往舞蹈的記憶，也是一種樂趣。那時，趙指可能他會從事一些文字性的工作，又甚或出家，更純粹地尋找生命。

《中國舞蹈向前看》除了讓觀眾了解現時華人舞者的情況，亦是提供了罕有的平台給予中國的舞者與及台灣的在讀舞者。通過這次訪談，不難發覺現代舞所獲的資源雖然有限，但已慢慢增多。不過，對於這些獨立舞者，他們更需要的是一個可以發佈自己作品的平台。筆者希望香港會多些這樣的交流平台，也讓觀眾感受和多看些，在共同文化背景，不同生活方式，所孕育的舞作。

馮顯峰

原刊香港：Y-Dance Netgazine 2011年4月 p.32-33
(http://netgazine.y-space.org/2011-4/)

Photo credit: Jesse Clockwork